年10月下旬,我身带13元钱,30斤粮票,怀揣一颗红心,满怀豪情,离开武汉,到上海、南京等地参加“革命大串联”。那一年,我刚刚12岁。
12岁,揸把长,在大人眼里整个“伢秧子”,懂个什么事,串什么联?“串联串联,私人游玩,国家掏钱”。其实,我自己也不知何为串联,因何要串联,甚至是该写成“串联”还是“串连”都拿不准。当年,流行一种说法,叫“理解要执行,不理解也要执行,在执行中理解”。一晃近50年了,如今我还是不明不白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就连湖北省委对中央的精神都理解不透,导致指挥不力,动作不大。这时,从北京来了一些大学生,为首的叫赵桂林。赵同学不知奉了谁的指令,到武汉来串联革命,结果,被湖北省委打成了“南下一小撮”。没想到,中央表态说抓错人了,不是“一小撮坏人”,而是一帮子革命“小闯将”,此事闹得省委很被动。这时,我对“串联”这个词有了初步印象。
那时讲究成分,“文革”刚开始,只有那些革命高干、红五类的子女、正统的老红卫兵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出去闹革命,我们只能在一旁干望。不久,我所在的学校培红中学全部停课了,“串联”成了同学们的中心议题、头等大事。于是,赶马混骡子,一般学生凭着一纸证明,甚至什么都不凭,也能四处乱跑了。12岁的我,也成了“革命大串联”队伍中的一员。
我说服了家里人,跟着20来个同班同学,手捧着红宝书,背着被窝行李,沐浴着东风,踏上了串联的革命征程。我们计划先去上海,再北上去看望毛主席,再去延安,瞻仰革命圣地,再去……
第一次坐大船武汉开往上海的大客轮每天中午12点才开船,我们按捺不住心中的革命豪情,一大清早就跑到码头边等候。秋阳高照,江流欢畅,同学们说着、笑着、闹着,一个个喜形于色,脸上洋溢着温馨,身上荡漾着激情,丝毫不见候船的烦躁与不安,甚至没有饥饿的感觉。
“文革”串联时期的火车票
那时候,“江字号”的大客轮统统改名为“东方红”,后面加序号,我们乘坐的是“东方红6号”,即原来的江德轮。长江上,过去有“飞江新,快江华,又飞又快是江顺”之说,江德轮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我们坐的是四等舱,并不是一人一铺,上铺2人,下铺3人,不掏钱的船,当然不能讲条件,况且“革命大串联”的人太多,大家只能挤一挤。好在都是初次出门,第一次过集体生活,事事新鲜,加上十几岁的毛童玩性正旺,睡在一起,你压我,我挤你,反觉得蛮有趣。睡不在乎,吃更不在乎了,船上供应的是盖浇饭,白瓷盘子,反扣一碗米饭,菜和汁水浇在饭上。盖浇饭分一毛五、二毛、三毛三3种,分量很足,味道也不错,大家都说比家里的饭好吃多了。
客轮上广播里喊着革命口号,唱着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,播着“最高指示”,整天的吼个不停。第一天晚上,船上居然临时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,演员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串联学生和普通旅客,大家自发参加,报名相当踊跃。人生处处表演场,轮船的大餐厅便成了人们争相亮相的大舞台。
节目很丰富,有舞蹈、枪杆诗、独唱、三句半、器乐演奏等。武汉市第十九女子中学(那时已改名红宇中学)有两位女生表演“老两口学毛选”,一位姐姐头系白毛巾,嘴贴八字胡,白净的脸上画有几道黢黑的皱纹,另一位则扎个粑粑头,嘴巴一瘪一瘪的,滑稽极了。两位的表演却是十分认真,动作也很到位,引来掌声阵阵。
整场演出的带头大哥是武汉大学一位年轻男教师,人很英俊,能说会道。临结束时,他先是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,接着自告奋勇地教我们唱《毛主席语录歌》。说来也怪,“语录歌”就是好唱好学,教了不到3遍,大家都会唱了。带头大哥甩动胳膊指挥着,很像当年冼星海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一样,英武有力,潇洒自如,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;我们则放开喉咙豪迈地唱道: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……
一个人就是一把火,在东去的航船中,在清朗的明月下,在奔腾的江流上,激情燃烧着。
沿途风景无限好那几天,老天爷和我们一样,气也顺,风也爽。长江中下游,别的不说,单说那气势就有道不完的神韵,它时而舒缓,时而奔放,酣畅中又闪露几丝节制,雄浑里又飘出几分隽秀。
轮船不紧不慢地向前开着,人们的话题除了革命以外,面对一幅幅壮丽的图景,也会时不时地说长道短,品头论足,普通百姓也爱指点江山嘛。
船过安徽境内的小孤山,一峰孤立江边,嶙峋叠嶂,好似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硕大盆景。站在船上,历历可见山路、行人、树木,以及惨遭磨难而残存的庙宇,山之峻峭,水之激荡,不由让人啧啧称奇。我曾在电影《聂耳》中感受过小孤山的倩影,但此时此刻,如此近距离接触,年幼的我被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所震撼。我久久凝眸,不肯它视,直到山的芳踪完全淡化在蓝天白云之中。
过安庆,看见一座塔迎风而立,又听船上的人在讲古:四川人吹峨眉山,“离天只有三尺三”;湖北人吹黄鹤楼,“半边还在云里头”。这次,讲古的人把安徽人也扯进来了,说“安徽有座振风塔,离天只有八尺八”,眼前就是振风塔。振风塔是长江沿岸标志性的建筑,名气很大,过去有“过了安庆不说塔”之语。放眼一望,虽然气势依旧不减,此刻的振风塔却显得无精打采,或有几许叹息,几分无奈。“文革”中“扫四旧”如风刀霜剑,带来的是苍老和凄凉。
日暮时分,到了南京,船要停靠2个小时,上下旅客,加煤加油,我们便利用这段时间上岸溜达。一上中山码头,恍若回到了武汉。眼下的江堤、人流、楼房……和粤汉码头真的没有什么区别,只是沿江建筑缺少武汉租界一带的气派。隐约可以看到江中立有几个桥墩,南京长江大桥那时正在兴建中。由于缺少大桥沟通南北,北来的火车只能停靠在对江的浦口镇,然后,轮船将一节节的火车运过江来。正好,我第一次看见了“火车坐船过江”的奇观。
回到船上,又闻人说道:生成的南京,造成的北京。意思说南京虎踞龙蟠,帝京之地是浑然天成,而北京却是人工堆砌。另一位则反驳道:从六朝到民国,南京都是“亡国之都”,如何比得上北京?在红色海洋中,能够听到此等宏论,亦算一奇。
船继续前行。
哪里好玩去哪里第三天下午4时许,船到了上海。当靓丽的上海映入人们眼帘时,轮船明显向一边倾斜了,船上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到上海,都不约而同地涌向了一边,船员们赶紧跑出来把人往另一边疏散。
船停靠在十六铺码头,码头边就有个红卫兵串联接待站。第一件事当然是联系住宿了,我们希望住在大学里,得到的回答是,中学只能对口中学,结果不但把我们分在中学,还安排在浦东,怎么说好话都是一副冰冷的脸,不可更改。
当年的浦东就是乡下,和今天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搭乘64路公交车,在南码头坐轮渡过黄浦江,上岸后还要走一截田间小路,这才到达我们的驻地———上海江东中学。好在路程不长,到市中心也还方便,只要一过黄浦江,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。
江东中学此时更名为红军二中,规模、形制和武汉的培红中学几乎一样,连名字都带个“红”字,让人倒有几分亲切感。学校别的东西没有,多的是教室和课桌。教室就是我们的招待所,靠墙一字排开的课桌就是我们的床铺。
第一天晚上,大家都很兴奋,不停有人在说话,在发表自己的感慨和高见,但对“革命大串联”该干些什么,大家则是一头雾水。什么是革命?找谁去串联?我们这个自发的群体,连个带队老师都没有,也没有形成领导核心。聊到了半夜,也没有一个具体意见出笼,最后只好达成共识:革命靠自觉,个人自己行动吧。
从那以后,我们三个一群,五个一组,整天在大上海毫无目的地窜来窜去。晚上见面,则是经验交流,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,去了什么地方,好不好玩,搭几路车,要注意什么,该怎么去怎么走?总之,哪里好玩去哪里。
刚开始,我年龄小,跟着大同学跑,不久,我就发现他们并不比我知道得多。我喜欢看书,有关上海的书看了不少,周而复的《上海的早晨》、艾明之的《火种》,还有徐昌霖的《东风化雨》,工人作家胡万春的一些短篇等,不敢说很了解,至少上海的一些地名并不陌生,而那些大同学只知道南京路、外滩、中共一大会址。
我建议去西郊公园,有人说,在武汉看过动物,有什么好看的,去了以后,大家才明白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园。那时候,武汉还没有独立的动物园,最集中的不过是中山公园后面的那点小地方,动物很少。而上海西郊动物园的猴山、虎穴、蛇馆、鸟园则让我们这些童性十足的学生伢大开眼界,我们几乎呆了一整天。没有去的同学,后悔不已,第二天一早忙着跑去“补课”。
我建议去上海电影制片厂,看看人家怎么拍电影,看看特技是怎么产生的。那时上影厂已经由三家并为两家,即天马厂和海燕厂,在徐家汇,距离也不远。去了以后,大失所望,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外,什么也没有看成。因为是串联的小将,人家倒还算客气。记得上影厂里有幅大标语从三楼一直挂了下来,是批判王晓棠的,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娇小姐,《英雄虎胆》中阿兰一角就是她本质的反映云云。那时,和王晓棠齐名的、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男演员叫王心刚,他的大字报却不多。看来,出名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攻击一些。还有一张“勒令”,勒令某知名导演(名字忘了)24小时内搬出他的“狗窝”。
我还有一个建议,去海边看大海,我说,上海上海,就是要看海。结果一打听,这里离海边还远得很,要转几次车,而且上海的海边尽是滩涂泥巴,实在没有什么好看好玩的。我们这才打消了念头。
行走在上海街头在上海,我花2分钱买了一张地图,它给我带来不少方便,这张地图至今还保存着。那时,坐车不要钱,就凭介绍信、学生证,甚至什么都不凭,凭一口外地话就可以免费坐车。有时,售票员还关切地问,到哪里下车,我只好稀里糊涂地答道“终点”。任何车次都有终点,这样回答总归是不错的。下了车,看看到了哪里,再转车,再到终点,反正不要钱,有时就这样一整天来回倒腾着,借此也阅尽了昔日“十里洋场”的风光。
毕竟是武汉人,对上海的高楼大厦没有太多的惊叹。要说新鲜感,也有一些。上海的有轨电车,以前没见过,很有趣。电车沿着轨道行进,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,人们跳上跳下,别有一种风情。当年,上海的公共汽车起价是3分钱,有轨电车起价要4分。我喜欢坐有轨电车,摇摇晃晃的,响声也好听。不曾想到,有一次碰到一位女售票员,硬说有轨电车不属于“串联”之列,生生地把我赶了下来。
年,上海市南市区10所中学的红卫兵小将,组成一支“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”,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。这是他们于串联途中,在田间向公社社员宣传的情形
再就是,上海大街上有些马路不是常见的水泥和柏油做成的,而是用很大的鹅卵石(武汉人俗称马蛋骨)垒成的,看样子很坚固,排列也整齐,高高低低,折射着历史的沧桑。
到上海,肯定少不了逛商店,有些名店如上海一百等,逛了一遍又一遍,只是逛,什么东西也不敢买,也买不起,真是过眼云烟的繁华,就过过眼瘾。
由于家庭条件差,贫穷让我学会了自觉和节俭,带的钱不多,第一紧要是顾上肚子。街上餐馆东西贵,学校食堂也不便宜,东撮一点,西沾几口,没有吃过几顿正儿八经的饭。上海人天生秀气,稀饭一小碗,油条一小根,烧饼一小个,总觉得没有爽快地吃一顿。渐渐地,和我一样,同学们开始怀念起家里的饭菜了。
我吃得最好的一次,是在国际饭店附近弄堂里买过一只油炸麻雀,吃得最多的是阳春面,8分钱、2两粮票1碗,贵倒是不贵,只是除了葱花、咸盐、几滴油以外,似乎没有其他佐料;再就是糕团,糯米制品,满大街都是,花色品种很多,从4分到1毛,甜丝丝的,味道还可以,我每天都要买几块。
武汉的冰棒,上海人叫棒冰,比武汉的硬,一些人拿着棒冰敲打着木箱,口里“棒冰、棒冰”地叫卖着,虽然天气凉飕飕的,我还是照顾了不少冰棒生意。
在乱走乱逛、随心随意之中,也有一段插曲至今记忆犹新。
那天在大街上,突然几个学生模样的人,操着上海普通话,上前追问我是支持哪一派的。我吓了一大跳,才来十几天,鬼知道上海有哪些派别,这问题答得不好会惹来大麻烦的。幸亏我还机灵,答道:我是支持你们这一派的。对方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回答,紧接着说:那好,你来帮我们刷标语!说完,便把一个糨糊桶塞到我手上。唉,没想到,在人流如潮的上海滩,我竟被人抓了“壮丁”,还是一个12岁的“嫩丁”。
无奈,我只好忍气吞声,拿着一把破扫帚,沾着糨糊往墙上抹,然后,帮他们贴标语。记得其中一条标语是:打倒曹荻秋,火烧陈丕显;另一条是:常溪萍就是右派,就是叛徒!至于这些人是何方神圣,我就不知道了。
标语贴完后,又要我发传单。学着电影里面的样子,我把传单往天上用力一甩,在人们的哄抢中,我赶紧乘乱溜之大吉。
这是我在上海唯一一件和“串联革命”扯得上关系的事情,至今想起仍觉得好笑。
逃离上海我们到上海10余天后,初来的激动和兴奋在不断消减,口怨和腹诽日趋增多,同学们牢骚不断,有人说“苏州河水太臭了”,有人说“阳春面远不如热干面”,有人说“国际饭店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高得让人望掉了帽子”,有人说“菜没有味道,连包子都是甜的”。总之,都觉得上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,有点失望。
我们最大的意见就是上海串联接待工作太差了,欺生,东西还很贵,听说在北京串联,吃饭根本就不要钱。于是,大家都很向往北京,都想早日到达“红太阳”居住的地方。可是,有关部门答复,全国各地去北京串联的人太多了,运力、住宿、接待都很紧张,现在要去是不可能的,即使是回武汉也要等待,票也不好搞。一连几天,都是这样的回答,我们顿时有一种困在上海的感觉。
正当我发愁的时候,突然有一天下午,下上下着蒙蒙细雨,我和一位姓黄的同学没有出去。他不知从哪里弄来2张去南京的火车票,叫我和他一起去,脱离大部队,对于上海,我实在厌倦了,所以我一口答应了。
黄同学比我大2岁,有个外号叫“邪气”,刚进培红中学读书,俄语老师姓鲍,身怀六甲还挺着肚子坚持上课。黄同学为了显示他的胆子大,等老师刚一出门,便大声喊道:“大肚子蛐蛐,你往哪里跑!”这样,黄同学便得了个“邪气”的外号。其实,他并不邪,人还蛮好的,见我年龄小,很是关照。
一床被子,一个书包,便是我全部的行李。担心其他同学要来阻拦,我和“邪气”一路小跑,过江搭车,直奔虹口火车站。
上海老虹口车站,鼎沸的人声,躁动的人流,交错着有序和无序。检票员提醒我们,车厢有男女之分,切莫上错车。虽然我是第一次坐火车,不免心中狐疑,以前从未听说过坐火车居然还有男女之分?
到了车前才知道,原来是一列闷罐子车。满车坐的都是蜷曲着的学生,乱哄哄的,靠近角落的地方还放有一个大尿桶,以供人们不时之需,我这才恍然大悟,车分男女是何等必要。在这个铁制的大方盒内,汗味、尿臊、体臭以及一些莫名的怪味弥散着。
最令人难以忍耐的是,列车仿佛是头年迈的病牛,气喘吁吁地走着,走一步停三步,一停就是几个小时。在昏黄的灯光下,有人不断猜测火车到了哪里,有人时不时地大声咒骂着。我只觉得昏头昏脑,十分烦躁。在迷茫的暗夜中,只盼早点到站。
天亮时分,噩梦被打断,一问才知道到了苏州。这时,有消息传来,说火车司机最近连续开车,三天三夜没有睡觉,已经到了非睡不可的地步,叫我们下去到苏州溜溜,下午5点以前赶回来就行了。
生于苏杭,死葬北邙,真没想到,我居然神奇般地飘到了苏州。
我和“邪气”背着行李漫无目的地走着,看着,哪里热闹往哪里钻。苏州是古老的,沿街还有不少陈旧的鼓皮房,小店小铺格外多,到处可见哗哗的流水,花草树木不少,这些印象至今残存,总体感觉比上海要亲切一些。
有件趣事至今记得。大街上陡现一座高塔,威严巍峨,问其名,答曰:“不是塔”。怪了,明明是塔,怎么说“不是塔”呢?一连问了几个人,回答的都一样。后来才知道,此塔名曰“北寺塔”,苏州话“北”和“不”读音近似,我们误以为“不是塔”。
终于到了南京回到苏州火车站才得知,那辆闷罐子车提前开走了,我们被甩了!别无他计,我和“邪气”,还有一些同样被闷罐子车甩下的人,聚集在一起,赖在车站不走,拿着车票逢人就申诉、讲理、求救。直到半夜,几位车站工作人员才将我们塞进了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。
这次坐的是一列名符其实的客车,一看就知道乘客基本上都是串联的队伍,但人多得出奇,连靠背上、行李架上、厕所里都是人。我们扭曲地站立着,勉强保持着身体最起码的平衡,不断用力呼吸着,像坛子里的腌菜一样,动弹不得。
幸好列车没有怎么耽误,到南京时天还没有亮,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到了南京以后,我们如愿住进了大学———南京体育学院。只是地点比较偏僻,搭乘5路车到终点站孝陵卫后,还要走好长一段路,而且校门离驻地也还有不短的路程。
我们住在一个训练场馆内,房顶很高,空间很大,没有床铺,就打地铺,不过稻草铺得很厚实,很软也很暖和。条件虽然差了一点,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,我们就没有什么怨言了。
相比而言,南京的接待要好一些,至少态度不是冷冰冰的。每天发一张票,免费供应早餐,两根油条、一碗豆浆,虽不如北京全免,但比上海的一毛不拔要强。学校每天早上还安排汽车把我们送到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,尽管是那种敞篷的“大解放”,却可免去一段行路之烦。
我们带的钱和粮票不多了,校方说可以借,手续很简单,写张借条,写清楚学校、姓名就可以了。我借了10元钱、10斤粮票,其中还有5斤全国粮票。听“邪气”说,全国粮票里面带有油票,到食堂搭伙可以不用再交油票,听了以后我很高兴。
想早点回武汉有点困难,北上首都更是想都不要想,我们被告知,恐怕要在南京呆一段时间了,因为运力太紧张了,实在安排不过来。我也无所谓了,借到钱、借到粮票了,兜里有粮,心中不慌,在南京玩玩岂不更好?
早起有薄霜,寒风一阵阵的,我这才意识到了深秋季节。家里穷,买不起毛衣,就穿一身卫生衣裤,有点哆哆嗦嗦的感觉。夫子庙没去,没能领略秦淮河的灯影桨声,除此以外,南京市内稍有点名气的地方、能去的地方都去了。看了总统府,游了玄武湖,爬了灵谷塔,逛了新街口,进了南京大学,也摸了古城墙。所到之处,处处翻腾着革命的烈焰,处处迸裂着时代的吼声,铺天盖地的大字报,矛头直指江渭清、彭冲、杜平等“走资派”。中山陵的大字报,多是质问为何还保留蒋介石的题字,雨花台的大字报则为先烈们冷落待遇而激愤。
在南京,还差点跟别人打了一架。一个河北保定的,一个东北的,分别睡在我们两边,是我们的邻居。有一天,那位东北大哥正在认真地捉着虱子,第一次看见虱子,我觉得十分好奇,看得入神了,他嘲笑道:送你几个养着玩,咋地?我们差点闹了起来。
第二天从外归来,保定的那位同学说,他亲眼看见东北大哥把虱子往我们被窝里扔。事可忍,痒不可忍,“邪气”比我鲁莽一些,冲上去就要打架。
这边的闹声惊动了另外一帮人,听口音,好亲切,原来是汉口安静街中学的。“文革”中,安静街中学改为要武中学了,我想,这下好了,“要武”的来了。果然,一位大哥听完了缘由,上去就是一掌,接着对那个东北学生说道:“你要么样撒,不服我们出去丢两跤?”结果,那个东北学生哑了,终于承认自己不该“随地乱扔虱子”,但矢口否认是有意扔的。
旁边有人劝架,说算了算了,“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,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”……此事算是告一段落。
坐着货轮回武汉在南京呆了10余天后,才拿到回武汉的船票,货轮“人民17号”被临时抽来运送串联的队伍。船上一个似乎是负责人的反复解释,说准备不足,条件差,希望“革命小将”原谅。
正如他言,船上有许多不便。货轮只装过货,从来没装过这么多人,没有舱位床铺,我们全部睡在一个硕大的货舱里,食堂小,饭菜供应也成了问题,门前从早到晚都是排队买饭的人。最麻烦的是厕所小,尤其女厕所,听人说,这条船原本连女厕所都没有,因为船员都是男的。船上没有广播设备,同“东方红6号”相比,清静了许多,整个气氛显得十分沉闷,绝没有来时的那种豪气和激情。
我们旁边有两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,一男一女,估计是一对恋人。还带有令人十分羡慕的照相机,他们很会玩,一路上一直在述说着各地的新鲜趣事,几个月来,他们已经游览了大半个中国,还准备去许多地方。我说,中央不是已经下通知停止大串联了吗?那男的答道:管他的,我们玩自己的,赖一天是一天,这种不要钱的好事,千载难逢。
回家以后,我才知道,那帮滞留上海的同学,对我和“邪气”中途叛离很不满意,一个个跑到我家里说事,说我“丢了、失踪了、再也不回来了”。说得家里人心发慌,天天往培红中学跑,见老师就问,当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了。
后来,兴起了徒步串联,听说也很好玩,我们几个同学又开始策划,准备去韶山、井冈山串联,这一次,家里人说什么也不准我出去了。
来源：《江淮文史》年03期，作者彭翔华，湖北宜昌市退休教师,文史学者,长期致力于地方史料和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工作,著有《大城小巷》《武汉民间童谣辑注》《辛亥革命百年祭》(合著),主持编写《川汉铁路在宜昌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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